据国外媒体报道，作为一门应用科学，而不是“纯”学科，现代法医人类学的历史发展比较模糊不清。起初，法医人类学的取证被回避了几十年，其研究结果并不被法庭所予以采信。然而，19世纪哈佛大学一名教授的谋杀案改变了这一现状，影响了法医人类学在法庭审判中的地位，使得其成为法庭所承认的科学调查，如同我们今天所看的电视剧CSI以及骨头（Bones）等。
这个故事发生在1849年，哈佛大学的乔治·帕克曼（George Parkman）博士失踪了。帕克曼来自于一个富裕的波士顿家族，其15岁就进入哈佛深造，堪称同时代的医学天才。随后其到苏格兰医学院进修，直到1812年战争后返回哈佛。帕克曼为哈佛医学院捐赠了一些波士顿的土地，使得学院得以从剑桥大学搬迁出来。众所周知，帕克曼向外借贷不少，也经常讨要欠款。
哈佛大学化学和地质学教授约翰·怀特·韦伯斯特（John White Webster）也是其债务人之一。韦伯斯特一直存在债务问题，使得其放弃了位于剑桥的房产。韦伯斯特在哈佛大学的讲师工资根本无法满足其奢华的生活方式，因此韦伯斯特于1842年向帕克曼借款400美元。现在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以当时的购买力计算，等值于今天的10000美元。
韦伯斯特一直拖欠借款。1847年帕克曼告知韦伯斯特连本带息的欠款已经达到了2432美元，这相当于今天的近60000美元。但直到1849年韦伯斯特依旧未能归还欠款，他向另外一个朋友借钱归还了一部分欠款，但同时用已经向帕克曼抵押过的资产再次向其抵押。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帕克曼，致使后者在感恩节前几天去找韦伯斯特当面对质。
1849年11月23日的午后，有人看见帕克曼出现在哈佛医学院找韦伯斯特交谈，后者声称其有钱还债。当天下午，学院传达室的莲·利特（Ephraim Littlefield）发现韦伯斯特的实验室
以及办公室门紧锁，能够听到水声，但并未见到韦伯斯特本人踪迹。
第二天，帕克曼没有回家也没有消息，家人非常担心。随后几天内，家人和警方贴出告示仿佛寻找，担心其被绑架勒索、或者要债时遭遇抢劫，甚至于更为糟糕的情况。几天之内，警方的搜查小组找遍了当地的查尔斯河以及波士顿港，企图找到帕克曼的尸体，但都无济于事。
但是传达室的利特对韦伯斯特起了疑心。韦伯斯特几天以来的行为都很反常，对利特毫无道理的发脾气，又随后道歉。甚至还在感恩节前一天带给利特一个巨大的火鸡。这与其往常的性格完全不符。
在韦伯斯特送给利特火鸡的同一天，利特决定自己调查他。利特跟踪韦伯斯特来到其解剖实验室，在门后看着他来回在火炉和燃料柜之间来回忙碌。当韦伯斯特离开后，利特破门而入，发现火炉上的容器是空的。
感恩节期间韦伯斯特离开了哈佛。11月29日，利特带着工具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到韦伯斯特在哈佛的住所。在韦伯斯特私人浴室的墙壁上挖了一个隧道。利特在厕所的恶臭下不断向下挖，直到挖到了一个人的骨盆，然后是肢解的大腿和小腿。
利特感觉非常恐怖，他先是告诉了他的妻子，随后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哈佛教授。他们打电话给警察和验尸官，几个人又重新回到利特挖的隧道里寻找遗体的其他部分。警方立即逮捕了韦伯斯特，虽然起初他矢口否认，但后来承认了谋杀帕克曼的事实。当韦伯斯特被送进监狱后，他病倒了，——他试图用毒药毒死自己，但失败了。
由于在厕所中并没有更多的发现，随后警察开始寻找遗体的其他部分。他们搜查了韦伯斯特的实验室，打开一个巨大的箱子，里面是一具无头、无四肢以及部分已经被烧毁的躯干，还有一条大腿。帕克曼的妻子被叫来识别遗体的胎记。
尽管事实上尸体已经被找到，帕克曼的妻子也已经确认就是帕克曼，而韦伯斯特也对此供认不讳，案件进入了审判程序。当时真正意义上的法医人类学并不存在，因为通过分析尸体以确定身份和死亡原因以及方式的做法被认为是简陋且缺乏依据。但法医专家，哈弗解剖学家
杰弗里斯·韦曼（Jeffries Wyman）博士以及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博士被要求查看尸体。
韦曼负责寻找骨骼以及鉴定他们。他于1850年3月19日提交了相关的检验报告，显示死者生前高度为5英尺10英寸，这匹配帕克曼的外观。霍姆斯负责调查死亡原因以及死亡方式，在尸体被肢解的情况下认定肋骨之间的一个伤口是致命的刀伤。
同时，帕克曼的牙医，Nathan Keep博士对帕克曼的相关诊疗也被用于作证。在韦伯斯特实验室的炉子里发现了假牙。Nathan Keep称曾在两年前为帕克曼完成假牙制作。在法庭上他展示了骨头如何与其为帕克曼所做的模具相吻合。
在法庭上，检方要求人类解剖学的两位专家对死者身份、死亡方式以及死因等列出相关证据。这宗1850年的刑事案件是第一个设计法医人类学、法医牙科以及法医文档分析共同参与的案件。相关法医学调查佐证了案件，但死亡方式以及精确时间尚不能确定。
在陪审团审议之前，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大法官Lemeuel Shaw给力陪审团一个前所未有的授意。在19世纪中期，认定杀人案的标准是“绝对的确定性”，即检方必须能够确定性的证明尸体是帕克曼的，以及韦伯斯特处于目的故意杀死了他。但在该案中，Lemeuel Shaw指出陪审团仅需找出“超越合理怀疑”尸体是帕克曼即可定罪。虽然在当代社会，这一措辞已经成为审案标准，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欧洲法律的一部分。但在当时，还不被美国法律所承认。直到1880年，美国最高法院才开始讨论和界定“合理怀疑”这一措辞。
3月30日，陪审团讨论了不足三个小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尸体与帕克曼一致，即韦伯斯特故意杀害了帕克曼。4月1日Lemeuel Shaw大法官判决韦伯斯特有罪，判其死刑。
韦伯斯特的律师团队进行上诉要求减刑，但州长并未批准。其于1850年8月30日被公开执行绞刑。虽然1884年有阴谋论称韦伯斯特依旧活着，但并没有相关证据。
帕克曼谋杀案被奉为现代法医人类学的最早实践案例。尽管韦曼以及霍姆斯并没有收到过当前的培训，但其工作方法和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前法医人类学家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此案也是美国法律史上第一次采信牙科证据。
此外由于这宗谋杀案，哈佛大学成为19世纪下半叶法医人类学发展的先行者。继霍姆斯之后，托马斯·德怀特（Thomas Dwight）于19世纪70年代成为“法医人类学之父”，而乔治·多尔西（George Dorsey）被哈佛大学授予人类学博士学位。
如果不是因为19世纪中叶的这宗谋杀案，法医人类学很有可能依旧无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直至很久以后。